陳芳明〈風車詩社的文化暗示——為風車詩社及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紀錄片而寫〉：

❝

　　當時殖民地台灣的文學，基本上是以寫實主義為主流，作品裡往往暗藏著濃厚的社會反映，而且也充滿了批判與反抗。風車詩社無疑是逆著時代潮流而前進，為台灣文學突破了時代限制，也為台灣作家帶來全新而陌生的美學。如果說風車詩社是文學史上的意外與例外，亦不為過。

(…)

　　他們所結晶出來的前衛藝術，與當時台灣庶民的生活方式，簡直是處在兩個極端。他們遭到的抨擊，無非是寫出來的詩行脫離整個社會，或者他們被指控耽溺在自己的唯美而孤立的想像。寫實主義詩學的代表，正是台南郊外的左翼鹽分地帶詩人，他們無法忍受超現實的藝術，它不能勝任傳達受壓迫的灣人心聲，他們以「薔薇詩人」或「貝殼詩人」的稱號，來概括風車詩社的格調顯然有其焦慮的理由。在殖民地社會，台灣人永遠次等於日本人，而無產階級永遠次等於資本家。這種不公平現象，才是殖民地作家所要揭露的殘酷事實，薔薇或貝殼的命名，就在指控風車詩社無視於台灣社會被壓迫的事實。

(…)

　　確切地說，他們對藝術的高度關切，遠遠超過對社會的深度關懷，但是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，他們的反抗精神也許較弱，卻從未喪失被殖民者的立場。(…)那樣的實驗，其實也牽動了許多敏銳的神經，為殖民地藝術找到全新疆界。

(…)

　　相對於鹽分地帶詩人的寫實傾向，風車詩社創造了另一個精神出口，生命中的多少苦悶、多少壓抑找到紓解空間。

(…)

　　那是經過多少心靈的洗刷與提煉，才能獲得那樣精緻的詩句。殖民地台灣沒有風車，那純粹是帝國的舶來品，卻暗藏了過於豐富的異國情調。

　　1930年代的前衛詩人，帶著後現代與後殖民的讀者回到前衛的都市，我們幾乎可以想像，這群詩人浮沉於大都會的亂流中，也許會經失去了文化方位，但是他們終於沒有沉沒，他們帶著飄搖的心靈，泅泳回到故鄉，也帶回陌生異質的現代感，回到亞熱帶的鄉土懷抱，為文學史的流變，創造了一幅全新的圖像，證明殖民地的知識分子，無懼於時代的阻撓,勇敢向前衛藝術飛奔而去。(…)李張瑞無可道逃的命運，慘死在白色恐怖的冷酷判決中。無論他們所追求的藝術有多現代、有多前衛，卻無法運逃台灣人的歷史宿命。最前衛的詩人，卻遭到前近代威權體制的凌虐，彷彿那是全世界殖民地的共同命運，台灣掙脫了殖民地統治，卻又迎接了另一個再殖民的統治，(…)

❞

　　我覺得台灣的文學依然在被殖民就是了，雖然我說著華語，但老實說並不帶有國族的認同感，美感上的認同倒是說得過去，我喜歡漢字的彈性和可高度模糊濃縮的文法。現在所謂歷史上本土文學知名的作家，確實多少和社會或民族意識有關，很少有以美學為本職進行擴展的詩人，畢竟為了爭取權利、創造可生活的未來，大部分人都有更「盡本分」的事可做。於是直到今日所謂的「台灣詩壇」，依然是新左派的樂園與華國人的英靈堂（不屬於此類的我會稱為勵志版太宰治），要我多看幾眼還寧願給《嘗試集》寫10篇詩評。最近那本廣受歡迎的台語詩集，已經是初見曙光的突破了，我只希望她不會被當成民族的印章、暖暖包甚至磨刀石使用，而純粹是在讀者眼中作為未曾體驗的語言美學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