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謂：語言承載著文化，一個人要學通語言，就必須有對一種文化的熟絡、喜愛在背後支撐。不是說真的要去原產地走一遭，變成他們的腸子，玩CS的台灣人，如果成天和一群美國佬打game，他的英語骨幹自然而然容易變成那個文化圈中的型態。國家必有文化，但文化不一定需要國家才能產生。扯遠了，我想說的是詩的問題，感覺上某些主義啦流派啦，依照個人品味不同，有時需要放在特定的文化及其語言中才會顯露出最高無上的誘惑力。

　　當然，作者個人的特色、讀者對語言及其詞彙的熟悉度、審美感等等因素都對這種誘惑產生干擾，但我們可以透過翻譯外國文學成自己的第一語言先公平（大概吧）排除這些問題。活在那個文化——指廣大的，尤其具有相對...

　　要知道不只文學作家，翻譯家的著作權保護期也是值得注意的，只是翻譯書需求的通常是原著而不是譯者本人，因此較少有人特別提起。兼任學者的文人也可以多加注意，各種理論文章都有其知識共享的價值，還有，許多經歷過日本時代的台灣作家通常會譯介一些外國作品，可以加以調查。

　　目前我期待到期的兩位，一位是周學普（1900—1983），他翻譯的《浮士德》（志文出版，1978.9）註釋雖然不及錢春綺詳細，但譯文較為平順、忠實，適合不注重文字詩意、想要好消化的版本閱讀的人，或是做為一刷錢版後的二刷也很合適。二是徐復觀（1904—1982），他翻譯萩原朔太郎《詩與詩論》（正中書局，1956.4）至今大概仍是華文世界僅少數的日本近代詩相關譯著，如果可以合法公開全文，或許多少能讓人閒暇之餘因著好奇心湊上來看一看。我也等不及哪天提到日本詩史，台灣人終於能說出谷川俊太郎以外屬於非戰後時代的詩人了。

　　如果誰手邊有喜愛的老書，很建議原作者和譯者的歿年資訊都整理一下，搞不好會遇到毋需費時多年等候的驚喜。有什麼發現也可以和大家分享。

　　在語言←→主義之後，我在練習用台語譯詩的時候又確認出的一個問題，就是語言的質地本身與內容的契合度，像是華文不論如何一定會比日文更加濃烈那樣，雖然也是能以目標語言重新塑造另一種配合原始語言的美，但語言的轉換過程就像一碰即散的拉花，終究是稍有攪動就變樣，所以翻譯才會永遠只能「逼近」而不是「完全還原」。

　　舉個例子，俳句翻譯成華文的時候，有些人會選擇保持5-7-5的字數對應，但遲早會遇到原文資訊不足不得不腦補的問題，因此在創作上，華人還衍生出保留著季語、兩行字數全不限、契合華語節奏感的俳句，這點可以參考華文俳句社2020年出版的《歲時記》。而國外其實也有自己的俳句形式，不過受限於音節長度、文字系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