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現代，每次只要有出書的研究者、創作者等等出事，就會有人開始為「把作者（道德品行．等）與作品（專業）分開看」的觀念做宣傳，這種現象還不限領域。把作者和作品分開審視，確實在某些人的良心上能起到嗎啡的作用，以利於自己逃避現實，就和活在社會卻為了避免惹人厭，檯上私下都死不碰政治的人一樣。面對作者的惡，對於部分大善人來說，好像是什麼會要了命的禁果；「面對」甚至不是叫大家看到那傢伙的書就只想到惡行，僅僅是要求正視「在光明貢獻的隔壁，他還做了什麼」。惡行絕不是善行的陰影處，它們應在全景櫥窗中並列，供現在與未來的所有人審視。

　　就如慈濟賑災的同時，我們不能忘記爭議那樣，現在所做的善事我們鼓勵，但那只是追加在手記——紀錄了一切為善為惡的事件軸的其中一項罷了。至於總有一天善行是否能將功抵過，本就不會有解答，因為沒有人能成為所有的當事人。

　　把做了壞事的作者與好作品分離的「文化」，還恰恰呼應了「壞人做一件事就會變成好人」這種本應用於說故事、不應用於審視現實的詭異心理現象。作者已死是因為群眾將犯罪的作者殺死，而群眾還高舉著才剛殺了犯罪者的刀，他們合力把屍體棄了以後，讓人就此忽視犯罪者的惡。在這裡被殺死的是作者的靈魂、與作品的關聯性，不是指Cancel那種。為何你們不將犯罪紀錄掛在各自的書櫃頂端，讓想知道的一眼就能看見，反而選擇一種無法讓後世察覺、自省的方法來逃避罪惡的現實？

　　在沒必要的時候不特別提作者的過錯，是另外一種關於敘事的技術，但是嘗試分離作品與作者的人並不是這麼想，他們只是想讓自己在讀書那天能睡得安心罷了。分離論者並不想正視，人類世界中一切抽象性質都有併存的可能性。

　　「作品作者分離論」是在否認作者的人性之於創作的靈魂，將所有的「人的創作」都污辱，只在群眾承受不起惡的時候被當成安睡的尿布使用。語言會說話，掩飾、矯飾、說謊、化妝，全都是語言的真實。